1982年6月16日，西安某医院给一位四十多岁男人做遗体解剖。医生发现他全身上下都是肿瘤，肝肺骨头里都有，胸腔里的肿瘤比心脏还大。现场好几个护士都哭了。
1969年，一个叫“图形发生器”的东西成了中国航天的关键，没有它，集成电路就搞不出来，但国外封锁得很严，连颗螺丝都不卖给我们，国内更是啥都没有。
34岁的罗健夫被推到了最前面，他本来是搞核物理的，跟电子技术完全不搭边，但他没找借口，只说了三个字：“我来学。”
白天，他钻在漏风漏雨的旧仓库里做实验；晚上，抱着像天书一样的专业书硬啃，三个月后，这个“外行”变得比专家还懂。
团队只有三个刚毕业的大学生，没有设备就自己去找，零件不合格就用手磨，核心部件“光栅尺”要求精度特别高，没有数控机床，罗健夫就用最原始的油石一点点磨。
手指磨出了血泡，缠上纱布接着干，磨坏的油石堆起来，比人还高，有一次半夜调试，助手接错了线，冒了火花，罗健夫捂着隐隐作痛的肝蹲下身说：“做实验哪有不犯错的，咱俩一块找。”两个人趴在地上找了三个小时，直到天亮才弄好。
1972年，研制到了关键阶段，他的身体开始报警，持续低烧，疼得直不起腰，他偷偷吃几片止疼药，硬撑着。
直到晕倒被送进医院，确诊是急性肝炎，医生命令他必须卧床半年，可才过了一个星期，他就从医院“跑”回了实验室，没人知道，那时候癌细胞已经悄悄在他身体里埋下了种子。
1981年，病情彻底恶化了，胸口疼得像火烧，他就用手死死顶着桌角继续画图，同事劝他休息，他总是说“忙完这阵子”，这一“忙”，就忙了两年多。
直到有一天，他一头栽倒在实验室里，检查结果出来，所有人心里都一沉：恶性淋巴瘤晚期，医生感叹说，这病要是搁一般人，半年前就该躺下起不来了。
拿到“判决书”的罗健夫异常平静，他甚至求医生帮他瞒着家里人，怕影响大家工作。
更让人想不到的是，他拒绝了镇痛药，理由很简单：“我怕药吃多了脑子糊涂，没法跟同事讨论技术问题。”
为了保持清醒，他偷偷把止痛药藏起来，拔掉输液管，躲在病房里继续改图纸，疼得坐不住了就靠在床头硬撑，手抖得拿不住笔，就用另一只手死死抓住手腕。
床头堆满了资料，他每天都坚持和团队通电话，一处一处交代设计细节，生命最后三个月，他拉着同事谈了足足两个多小时，把所有的细节都交代得清清楚楚。
Ⅲ型图形发生器的最后调试，就是他忍着剧痛完成的，这项成果直接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封锁，给国家省下了上亿的资金，更为后来的卫星和导弹研发打下了基础。
他穿的衣服总是洗到起球发白，攒下的工资大多悄悄补贴给了实验室，自己的孩子想买本课外书，全家都得商量好几天，不是家里穷，而是他把所有的光和热都给了那个“不属于自己个人”的国家事业。
1982年6月16日，罗健夫走了，年仅47岁，解剖结果让所有人沉默了：胸骨被癌细胞啃得像酥糖一样脆，五脏六腑全是肿瘤，这个铁打的汉子，就是顶着这种常人无法想象的剧痛，用血肉之躯为国家的科技发展铺了路。
他这一辈子，连死后都想再贡献最后一点力量，那个年代还没有“光刻机”这个词，但正是无数个像罗健夫这样的人，用磨出的血泡、用止痛药、用沉默，硬是磨出了中国航天的根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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